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***大的散文流派，亦称“桐城古文派”，世通称“桐城派”。它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，文论的博大精深，著述的丰厚清正，风靡全国，享誉海外，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座丰碑。戴名世、方苞、刘大櫆、姚鼐被尊为桐城派“四祖”，师事、私淑或膺服他们的作家，遍及全国19个省(市)计1211人，传世作品2000余种，主盟清代文坛200余年，其影响延及近代，对当代为文亦不无启迪借鉴之作用。 值得一提的是前“三祖”戴、方、 刘，从未以“天下文章在桐城”自居，姚鼐更未明确言“派”。正式打出“桐城派”旗号的，是道光、咸丰年间的曾国藩，他在《欧阳生文集序》中，称道方、刘、姚善为古文辞后，说：“姚先生治其术益精。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：‘天下之文章，其在桐城乎?’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，号桐城派。”自此，以桐城地域命名的“桐城派”应运而生。
受桐城派文化的影响，如今的桐城人“穷不丢书， 富不丢猪”，教育非常发达。中学教室灯光辉煌，刻苦攻读学生不在少数。图书馆看书的人也很多。即使在冬日也温暖着每一个充满梦想和期待的学子们！
桐城虽然是县级市，但是城市发展也很快，晚上街景也很漂亮。冬日夜晚有文化味。
桐城出了黄梅戏大家严凤英，所以文化氛围浓厚，人人都爱唱黄梅戏或桐城谣。知书达理，民风纯朴。
桐城文庙中有严凤英艺术生涯陈列。
清代诗、词、文俱有其派。以地域名派者，诗有秀水派，词有常州派，文派则莫盛于桐城派，故当时有“天下高文归一县”、“声名冠天下”之盛誉。那么， 时属僻壤的弹丸之地桐城，为什么会成为桐城派的发祥地，使桐城成“派”呢? 周中明教授的近作专著《桐城派研究》，令人信服地回答了这一问题。
首先，桐城“风景秀丽、宜人的生态环境”，熏陶净化了本邑桐城派作家的身心，一改文坛“以华靡相尚”，“连篇累牍，皆属浮词”之陋习，把古文引向了自然纯朴、清正雅洁的正途。如戴名世说:“余性好山水，而吾桐山水奇秀，甲于他县”，为文要“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”，又说：“窃以谓天下之景物，可喜可愕者不可胜穷也……至于用之于文则自余始。”可见宜人的自然风光对桐城派作家师法自然、清正雅洁文风的形成，产生了积极影响。 而桐城“外江内湖”的开放性和 “群山为之左右”的封闭性的地理位置，又使戴、方、刘、姚“四祖”等“得以经常往来于南挥作用，提高声誉，扩大影响”；内陆交通封闭的特征，才又使世俗腥风秽雨的侵蚀得到抵御。戴名世说：“四封之内，田土沃，民殷富，家崇礼让，人习诗书，风俗醇厚，号为礼仪之邦。”这种淳朴社会风气，养成了桐城派作家为专心致志于古人的道德、文章而不懈探求的独特性格和坚韧不拔的精神。
第二，“人文荟萃的社会历史环境”，促进了桐城派作家的茁壮成长和人才辈出。 桐城人历来把“穷不丢书， 富不丢猪”奉为金科玉律，《没有先生名不成》、《劝学》等民歌，都反映了民间社会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。正因此，桐城明清两代就拥有进士265人，举人589人，其人数之多，比同属安庆府的怀、潜、太、宿、望五县进士和举人的总和还要超出数倍以上。“宋画第一”李公麟、明代进步政治家左光斗、明末清初唯物主义哲学家方以智、著名诗人钱澄之，清代父子宰相张英、张廷玉等，都出自桐城，为桐城派作家戴名世、方苞、刘大櫆、姚鼐等人才的辈出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。由于桐城“成学治古文者综干百计”，所以形成了同辈之间互相切磋、共同提高的群体效应。如戴名世十七八岁时，即喜爱同乡里众学子“相与砥砺以名行，商榷文章之事”，而方苞能成为桐城派创始人，又与他常同开山祖戴名世切磋古文、深受教益大有关系；刘大櫆在古文上的显赫名声和在桐城派中的崇高地位， 又离不开“名重京师”的方苞的栽培、赏识和提携；姚鼐的成才和出名，则又直接得力于刘大櫆的谆谆敦诲。 这种名师出高徒、代代相传的连锁反应，使得桐城派大作家人才辈出，出类拔萃。
第三，“育才先育人的家庭教育环境”，对桐城派大作家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他们全系出身于书香之家， 父母皆有较高文化水平，对孩子的教育从小抓起，十分严厉； 如方苞五岁， 其父即教章句，口授指画，未成童，“五经”即能背诵；刘大櫆父兄均以教书为业，幼年即从读，双目失明的祖母更是督学不辍；姚鼐从小即受其伯父姚范的言传身教。 二十岁即授徒四方； 姚莹是姚鼐的侄孙，他在得到姚鼐教诲的同时，还受到其母的严格家教，《诗》、《礼》二经即由其母口授，且“旦夕动作，必称说古今贤哲事。”同时，他们也十分注重艰苦奋斗的家庭传统教育，发扬其祖辈艰苦创业的精神。戴、方、姚的远祖皆系桐城外来移民，不历经艰苦奋斗难以立脚根。如戴名世说：“得闻先世遗训”，听长辈“相与述先世轶事及祖宗创业之艰难。余虽幼，备志之于心。”姚莹也指出：“夫劳者乃成之资，而逸者实败之券也。”他自己和他们的后代正是吸取这一历史教训，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，才在各自的事业上卓有建树的。尽管戴、方、刘、姚等出身于官宦、书香门第，但其家庭并不富裕，所以重视留给后代的不是物质财富，而是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：“忠厚为本”、“读书好古”、“清贫自守”等。如姚莹说：“家德所传，惟以忠厚为本。”又说他所得的遗产，“独先世遗书而已”，而先世“虽或仕于朝，官于四方，独无余禄，以给子孙，及莹之身益困，常惧坎坷，不能自立，以坠先人之业也。”因此促使他“日夜兢兢，冀有所就”，历经十余年的刻苦努力，终成大器， 以奋勇抗英的民族英雄和“姚门高第弟子”而闻名于世。
桐城派于清初崛起，在全国文坛取得200余年盟主的正宗地位，绝非偶然。这要从清王朝文化政策的特征和桐城派对它的适应性上。要从桐城派在古文创作实践和文学理论的卓然贡献上，来认识其兴起和发展的内在必然性。
桐城派非政治集团，而是学术流派。虽尊崇程朱理学，但更主张“文无古今，随事以适当时之用而已。”清王朝的文化政策首要的是强调文章要为其政治服务，而桐城派则更坚持文学家和文学本身的主体性，且通过艰苦的创作实践，创立了系统完整的文学理论。这是桐城派之所以兴盛、发展的***根本性的内因。
桐城派的散文理论，是对秦、汉历代以来史传文学写作经验的吸取和总结。其散文理论滥觞于戴名世，正式提出的是方苞，又经刘大櫆的补充，至姚鼐发展而完善。应该说，早在明代本邑“百科全书式”的大学者方以智、著名诗人钱澄之等，即推崇左、庄、马、班的文章，对桐城莘莘学子无疑有一定影响，对桐城派“四祖”尤其是对生于明末的戴名世，起到了明显的启迪作用。
桐城派千余人的创作队伍，其散文作品可谓汗牛充栋。2000余种作品既体现了桐城派文论的共性，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又各具特色。清代以降，编辑出版的桐城派本籍作家文集450余卷， 非桐城籍桐城派作家著作，更是不胜数计。 不少名篇佳构如方苞的《狱中杂记》《左忠毅公逸事》，姚鼐的《登泰山记》，薛福成的《观巴黎油画记》等，一直选作大中学校文科教材。而现当代文化名人如胡适、郭沫若、钱钟书、朱光潜等，都受到过桐城派散文的潜移默化的润泽。
